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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羽佳/整理

阿吉纽西审判历来被认为是雅典“民主暴政”的代表案例，得胜归来的将军们被以不合法的手段处死，这似乎反映了民主对法治的破坏。晏绍祥教授细致梳理这场审判的经过，提出了精英操纵审判的新视角。

本文整理自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晏绍祥教授的线上讲座“阿吉纽西审判与雅典民主政治”，文稿经主讲人审定。该讲座系由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大夏世界史讲坛高端讲座”系列之一，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海峰教授主持。

晏绍祥教授是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会长，古希腊研究领域的专家，在民主制度方面研究颇深。晏绍祥教授共编写出版十余部著作，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国内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雅典民主政治是古希腊研究的永恒话题。经过一系列改革，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达到了较为完备的状态，但是它仍受到了许多批评。比如其“办事效率低下”、“容易形成民主暴政”等问题。而最典型的“民主暴政”案例除了众所周知的苏格拉底之死外，还有阿吉纽西审判。这次事件历来被视为民主破坏法制的案例，而在审判期间公民大会、议事会和上层精英之间到底起了何种作用，正是本次讲座将要揭示的。晏绍祥教授认为，想要确定民主政治是不是暴政，阿吉纽西审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首先了解战役的过程，然后了解审判的过程，最后对其进行整体分析，讲座也分为这三个部分展开。

晏绍祥著《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书影

阿吉纽西战役

事件发生在莱斯沃斯岛靠近小亚细亚一侧沿岸的阿吉纽西，及其附近的城邦米提莱奈。在这次战役中，雅典和斯巴达各有损伤；但最终，因为阿吉纽西审判，雅典几乎失去了全部的将军。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世界。雅典人的海上力量是雅典帝国的根基。

公元前407年，斯巴达统帅吕山德在一次战役中打败了雅典的水师将领亚西比德，虽然主要责任不在后者，但他也因为此事被撤职，离开雅典前往色雷斯。雅典人因此失去了有影响力的将领，而在亚西比德下台之后，部分追随他的将领也落选。此后，斯巴达派了卡利克拉提达斯统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水师。当时伯罗奔尼撒的水师已经得到了波斯的金钱支持，因此能够招募到非常熟练的水手，船只的数量也比较大。虽然公元前406年卡利克拉提达斯去见波斯的总督小居鲁士时，由于之前吕山德从中作梗没有要到钱，但是后来想方设法得到了经济上的支持。最终卡利克拉提达斯率领着140条船大举进攻，先后夺得了开俄斯岛上的德尔菲尼翁、附近的岛屿泰奥斯和莱斯沃斯北部的麦廷纳。开俄斯岛附近多处被占领，小亚细亚沿海的米利都等城邦也已叛变，形势对雅典非常不利。此外，雅典当时国库空虚，只有主要将领科农在萨摩斯的70条船。为了防止情况继续恶化，科农冒险与卡利克拉提达斯交战，但面对占优势的伯罗奔尼撒舰队仍然是束手无策，随即逃往了米提莱奈，在损失了30条船之后，科农的军队被困在了米提莱奈港口。而公元前425年米提莱奈就曾叛变过一次，西西里远征雅典战败后，又叛变了第二次，所以在城中本就有着许多雅典的反对者。此外，科农被困在港口，缺少补给。因此，科农只能向雅典求助。

而此时的雅典情况也非常危急：公元前413年西西里远征雅典全军覆没，德摩西尼、欧里梅敦和尼西阿斯三位将军被叙拉古人杀死。此后雅典的盟国大批暴动，此前雅典在海上的实力是没人敢挑战的，但在这次雅典战败之后，据修昔底德记载，小亚细亚的几乎所有城市都发生了暴动，雅典需要动用很大的力量进行镇压。在此过程中，公元前411年，雅典还出现了一次寡头政变，虽然后来被推翻了，但是仍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接着是财政问题，因为公元前415年雅典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远征西西里，导致在远征舰队全军覆没之后，国库没有足够的钱再组建一只强大的舰队。组建海军是非常耗费金钱的事情：首先，建一条船是需要钱的，根据估算，一条船的造假大概等于1塔兰特。除此之外，需要维持水手的生存，水手一般都是由穷人或者雇佣来的人担任，都是需要支付工资的。此外，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导致雅典损失了大批熟练水手，也损失了大量公民。所以在公元前406年的时候，雅典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人员的严重短缺，尤其是水手严重不足。而雅典人一直引以为豪的海战技术也失去了优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修昔底德引用过伯里克利的演说，认为雅典人自豪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伯罗奔尼撒没有海军，但是雅典人的海军技术一流，而且敌人要掌握技术也没那么容易。但是当伯罗奔尼撒战役进行了二十多年后，到阿吉纽西战役爆发时，伯罗奔尼撒人已经逐渐掌握了海战技术，而且在组建海军海上决战的技术上也慢慢超过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的重要将领弗尔米奥在科林斯湾只用了十几条船与伯罗奔尼撒的七十几条船周旋，并获得了胜利。但是现在雅典人如果在数量上没有优势，就很难获胜了。例如刚刚提到的科农，对战前就损失了30条船。

古希腊的三列桨座战船。

仅剩40条船的科农只得选择向雅典求援，但他被封锁在港口中，也不具有航海技术上的优势。于是科农挑选了舰队中最好的水手，布置了两条船。起初几天，他派遣这两条船每天去往港口“探测情况”，大概到了第五天的时候，这两条船趁伯罗奔尼撒人中午疲倦时冲出了港口，一条向南一条向北逃离。在伯罗奔尼撒人的追击中，向南的那条船被抓，向北的那条成功逃脱，回到雅典报信。雅典人知道形势的严重性，但当时他们手中只有70条船，其中有约40条船是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另外30条船尚在储备状态。但是雅典已经不敢再用70条船去挑战拥有140条船的伯罗奔尼撒舰队了。因此，雅典人拿出了全部的家底，又打造了40条船，并雇佣水手，让舰队的规模达到了110条船。加上科农的40条船，一共就有了约150条，比伯罗奔尼撒舰队的船只稍多一些。虽然船只的数量略占优势，但是雅典的另一个问题——人手不够，还没有得到解决。理论上110条船在正常情况下需要约22000人，但是雅典已经抽不出这么多人。

所以雅典最后做了如下决策：第一，把所有的自由民，包括一部分骑士都征入军队。正常情况下，在雅典充当水手的，一般是第四等级的公民，第三等级的公民充当重装步兵，而第一第二等级做骑兵。公元前414年左右，因为斯巴达人常驻德凯利亚，所以骑兵还有一个保卫雅典的重要责任。但是这次情况危急，雅典只能将第三等级的人全部征入，并把第二等级很大一部分的骑士也征作水手。但是人手还是不够，雅典只得把所有外侨征调，并解放一部分奴隶，这才凑够了人手。但是只有人是不够的，一条船上需要至少180名划桨手，而且他们必须协调一致，也就是需要经过操练。但是刚刚解放的奴隶，第三等级的重装兵，还有第二等级的骑士，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经过这种训练，所以在航海的技术上是欠缺的。而技术的欠缺会导致划桨的速度不一致，船就无法航行。此外，在船上作战，船长和指挥的舵手需要指挥调整航向，撞击对方的船只，因此他们也是特别重要的角色，但是船长和舵手也很缺乏。在西西里远征之后，雅典又失去了大批将领。而雅典的补给和薪饷也无法保证，虽然现在把人和船凑齐，但是作战还需要给养。同时小亚细亚还有爱琴海地区很多盟邦都已暴动，雅典在海外的盟国已经很少了，所以也需要花钱买给养，而雅典已经很难再拿出钱来了。

和雅典人的窘境相比，斯巴达人现在的情况则好得多。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到现在，斯巴达和雅典的形势完全颠倒。斯巴达有波斯的金钱支持：雅典一天给水手的工资是2-3奥波尔，而得到波斯的资助后，斯巴达的水手一天可以得到4奥波尔，甚至是1德拉克马（1德拉克马=6奥波尔）。因此很多水手都投奔了伯罗奔尼撒人。而且斯巴达的盟国也已增多，背后还有波斯的支持，所以也不缺给养。莱斯沃斯岛上的麦廷纳已经被卡利克拉提达斯占领，所以他的军队在给养方面不存在太大的问题。整体上看，形势对雅典极其不利。尽管如此，雅典人还是坚决选择了出征。当时一共有8位将军统帅：小伯里克利、狄奥麦东、吕西亚斯、阿利斯托克拉泰斯、塔拉叙鲁斯、埃拉斯尼戴斯、普罗托马库斯、阿利斯托盖奈斯。

雅典舰队集合之后首先前往萨摩斯，然后在萨摩斯集中了萨摩斯和其他盟国的船只，此时舰队船只的规模达到了155条。之后，舰队向北航行穿过开俄斯，到了阿吉纽西，距离米提莱奈大概只有12英里。斯巴达人在封锁科农时集结了约170条船，但没有攻下米提莱奈，只是用陆军将其包围。在得知雅典人到达的消息之后，斯巴达人希望进行决战。决战的前一天晚上，卡利克拉提达斯本来打算发动一场偷袭，但是由于当天晚上下了大雨，刮了大风，所以没能实施。第二天一早，卡利克拉提达斯就率领120条战船，一字排开，向雅典人发出了挑战，他还留了50条船来封锁科农。在列阵时，卡利克拉提达斯船上的墨伽拉人水手提醒他，在船的数量上，斯巴达是少于雅典的，所以最好等待时机。因为“等”的话，对斯巴达人是有利的，其好处有几点：第一，雅典人缺少补给；第二，雅典舰队驻扎在阿吉纽西，港口不好。但是卡利克拉提达斯并没有采取水手的建议，而是直接率领舰队布阵。双方的阵型也相当有意思：雅典的舰队中间是萨摩斯人和其他的盟友，一共是45条船，布在阵中，阵势很密，但是只有一层，背靠岛屿列阵。晏绍祥教授认为中间是比较重要的，一旦被突破，形势就会很危急。但是这个地形的优势在背靠岛屿，很难突破。雅典的8位将军，每人率领了15条船只，共120条，布成两列，船只之间的距离也有一定的距离。按照卡根（Donald Kagan）的说法，这样布阵的原因有几个：第一，雅典人的航海技术不如伯罗奔尼撒人，如果舰队布成单列的话，很可能会被突破。现在有两排船只，就算突破了一排，还会有另外一排等着撞击，因为古代希腊的基本战法就是靠船只前面的撞角把对方撞翻或者撞沉。第二，雅典舰队的两翼远远超过了斯巴达舰队的两翼。因此，一旦发生交战，雅典舰队可以对斯巴达舰队形成包围，从后方撞击，这样的布阵是很巧妙的。但是卡利克拉提达斯没有理睬雅典的布阵，也没有采取“等”的战术，直接发起了进攻。

交战双方的舰队阵型

卡利克拉提达斯有自己的思考：首先，他在小居鲁士那里受了气。他自认为是堂堂一国统帅，但去讨钱，并且在外面守了两天，结果无功而返。所以据说卡利克拉提达斯离开的时候说的，如果他能继续执政的话，一定让希腊人不要再打仗了，以至于希腊人“像个乞丐似的”，向“蛮族”讨钱。此外，吕山德离开时给卡利克拉提达斯设置了很多障碍，所以卡利克拉提达斯非常想要胜利，在他手上一劳永逸结束战争。第三个原因就像卡利克拉提达斯所说的，对斯巴达人来说，要么死，要么赢，没有撤退一说。因此卡利克拉提达斯决定进行决战，开始的时候双方进行了集中攻击。雅典人数量的优势发挥了作用，伯罗奔尼撒的舰队被冲散之后，遭到了雅典优势力量的攻击。在作战过程中，卡利克拉提达斯阵亡了。

吕山德

最终，伯罗奔尼撒舰队损失了七十几条船，具体数目说法不一，总而言之，损失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船只，其中斯巴达人的10条船被击沉了9条。而雅典损失了25条船，其中13条船当时就沉入了海底，还有12条船飘在海面上。所以战役结束后，雅典的将军们就委托泰拉麦奈斯和塔拉叙布鲁斯进行打捞。这两个人一共有47条船，但是他们俩的身份并不是将军。虽然他们之前曾任将军，但是公元前406年，他们不是，所以很难确定他们有多大的权威。此外，这两个人有没有认真履职也无法得知。总之，他们没能完成打捞任务。其余的雅典军队与科农会和，一起前往米提莱奈。科农的逃脱是由于卡利克拉提达斯留下看守港口的埃泰奥尼库斯逃跑了。埃泰奥尼库斯先派遣瞭望船去查看战况，结果发现斯巴达人战败。之后他假装斯巴达获得了胜利，祭神致谢，宴请士兵，然后让所有人都上船，率领舰队逃跑了。随后科农和将军们一起前往了米提莱奈，之后他们又去往了开俄斯，但是未能成功攻城。最后雅典舰队无功而返，而落水人员的打捞也未顺利进行，这就是战役的大致情况。

这场战役是西西里远征战败之后，雅典人难得的一次伟大胜利。这次战役不仅使对方损失了将近80条船，还杀死了对方统帅。但是，由于没能打捞起落水的人，按照色诺芬的说法，留在国内的雅典人将8位将军全部罢免。雅典一共有10位将军，除去战役时不在场的科农和另一位在米提莱奈去世的将军，其他8位全部被罢免，但是只选择了阿德曼图斯和菲罗克莱斯两人替代他们，这或许是如果被罢黜的将军经过审判后无罪的话，雅典人考虑让他们继续复职。当时这8位将军被召回雅典，被要求作出解释。在返回之前，普罗托马库斯和阿利斯托盖奈斯选择了逃亡，因为他们预感到雅典人正在气头上，如果回去或许会有不好的结果。而其余6位将领回到了雅典，也遭遇了麻烦。

阿吉纽西审判

回到雅典之后，阿奇戴摩斯控告埃拉斯尼戴斯贪污或滥用了赫勒斯滂的税款。雅典人当时在赫勒斯滂设立了一个税卡，对来往船只收税，即色诺芬记载的“两奥波尔税”。第二个控告埃拉斯尼戴斯的理由是他作为将军失职，但具体原因今天已不得而知。随后埃拉斯尼戴斯被送上法庭审判定罪、罚款并监禁。剩下的5位将军就战役和风暴的情况在议事会作出说明，解释他们为何没有成功打捞落水者。然后根据提摩克拉泰斯的建议，议事会认为5位将军有失职之处，于是将他们监禁，准备交付公民大会审判。在公民大会上，负责打捞救援的泰拉麦奈斯首先上台抨击将军们，质问他们为什么没能把落水者捞起来，还出示了将军们解释的信件，信中说由于风暴无法打捞。实际上战争结束后，泰拉麦奈斯先回了雅典，当雅典人听说有很多人未能被打捞上来的时候，首先把气撒在了泰拉麦奈斯头上。而泰拉麦奈斯在公民大会上叙述情况后，雅典人将8位将军罢免。之后在讨论责任问题时，泰拉麦奈斯急于撇清自己的责任，于是攻击将军们。在会上将军们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们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负责打捞的人是泰拉麦奈斯。不过将军们也无意攻击泰拉麦奈斯没有尽责，因为还有第二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确实有风暴阻止了打捞。当时有很多水手已经返回雅典，其中应当也有泰拉麦奈斯的追随者，他们也站出来作证，是风暴阻止了打捞。还有一些人表示愿意为将军们作保。当时原本要进行表决，但或许是因为前面发言的人较多，天色已晚。而当时表决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举手表决，另一种是投票表决，但是这两种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无法顺利进行了。于是，雅典人最终决定把会议延期，并委托议事会起草决议由公民大会讨论。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因为通常雅典公民大会上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必须当天达成决议。

不巧的是，这次公民大会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阿帕图利亚节，这是一个家人团聚的节日。但是很多人的家里，是没有办法团聚的。在战役中有25条船沉没，意味着有将近5000人没能回家，虽然死者未必全是雅典公民，但其中的雅典公民也不占少数。所以在节日过后的公民大会上，泰拉麦奈斯利用了这个机会，安排自己的支持者身穿丧服，剃光头发，出席会议。此外，泰拉麦奈斯还贿赂了议事会的议员卡利克塞努斯，让他在议事会上控告将军们并起草决议。卡利克塞努斯起草的决议内容有如下：第一，在上一次公民大会上雅典民众已经听取了对将军提出的控告和将军们自己的辩护发言，这次会议上将不让他们继续发言。第二，公民需要按照部落“一揽子投票”，对8位将军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投票。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无论是雅典的法律，还是后来罗马的法律，又或是我们今天的法律，都有明确的做法，那就是一人一审。8位将军按一个罪名投票，明显是违法的。另一个不合理的地方在是每个部落中设置两个投票瓮，一前一后。每个部落的传令官宣布：认为将军们有罪的，投票入第一瓮，认为他们无罪的，投票入第二瓮。这就造成了投票过程的公开，每个人投了哪一票都会一清二楚。第三，如果将军们被判有罪，则会被移交给雅典专门负责处决犯人的群体“十一人”并处死，而将军们的财产也会被没收。所以卡利克塞努斯提的决议案既违法，又特别严厉。

在决议案提出后，有一个人在公民大会上宣称自己是抱着饭盆从海上逃生的。他称那些被淹死的人要求他向人民报告将军们的过失，为英勇战死的雅典人复仇。情况本来就对将军们非常不利，现在更是雪上加霜。虽然如此，欧吕普托莱摩斯还是站出来指控卡利克塞努斯提出了非法动议，要将他送交法庭审判。如果指控成功，卡利克塞努斯要上法庭证明自己的动议合法，如若不能，他将被惩治，即使证明动议合法，也要过几天再召开公民大会。按照色诺芬的记载，部分人支持欧吕普托莱摩斯，但是大部分人狂叫到，如果人民不能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事情，那也太恐怖，太荒谬了。此时吕奇斯库斯又提出了一个非法动议：那些对卡利克塞努斯指控的人，如果不撤回，就应与将军同样受审。这就相当于把欧吕普托莱摩斯与将军们捆绑在了一起。根据记载，这个动议又一次受到欢呼，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因此，欧吕普托莱摩斯被迫撤回了提议。这是第一次有人试图阻止非法的提案。

尽管欧吕普托莱摩斯的提议被撤回，但是议事会的主席团的部分成员发现这个决议是有问题的。雅典的议事会每年十分之一的时间有50人组成的主席团，它的主要职责是接待外来使节，掌管一些雅典的基本事务，以及向公民大会提交决议案。公民大会的决议案需要经过主席团，部分主席团成员发现决议案是违法的，因此拒绝提交给公民大会。按照雅典的法律，凡是没经过议事会同意的法案被提交到公民大会上，都是违法的，也自然是无效的。但此时卡利克塞努斯表示，如果主席团的人反对他的提议，也将和将军们一起接受审判。结果有部分民众欢呼支持，于是很多人退缩了，主席团也放弃了反对。色诺芬特别提到，在此过程中，苏格拉底坚决反对违法议案。但是或许如斯东（Isidor Feinstein Stone）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所写，他只是表达了反对之意，并没有表现得很强势。但也因此使得欧吕普托莱摩斯又一次得到了发言的机会。按照雅典的法律规定，议事会的决议提交到公民大会之后，公民大会要进行辩论，辩论之后可以对议事会的决议进行修改，有时修改幅度会很大。甚至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提议，这在戴维斯（John Kenyon Davies）的《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中也被提到。有时议事会甚至没有决议，只是提交问题，比如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进占中希腊，这个消息传到雅典当晚就引起了骚动。第二天议事会的议员一早就开始商量，但是最后也没有提交任何决议，直接把问题提交给了公民大会。最终德摩斯梯尼上台发言，没有人提出反对，一致通过。由此可见，议事会的决议是可以被公民大会修改的。因此欧吕普托莱摩斯再次上台发言，为将军们辩护。他辩护的核心内容有几点：第一，将军们的确指定了泰拉麦奈斯和塔拉叙布鲁斯的47条船打捞落水者，所以这两个人应该和将军同罪，一起受审。不过欧吕普托莱摩斯认为这也并不妥当，所以应该根据坎诺努斯法去审判这些将军。而这个法律对被告的处境是很不利的。因为被告需要戴着镣铐受审，一旦被定罪，立刻被处死，财产也会被没收。他还提出可以按劫夺神庙财产和叛国罪来审判，被定罪后也是处死，没收财产。但其好处是会让将军们在不同的法庭分别受审，并给他们一天的时间自我辩护，这样就给了这些将军说话的权利。欧吕普托莱摩斯认为这样原告和被告都有发言的机会，也并没有影响公民的权利，他们最后依然可以投票决定。但是在法庭和在人民大会上情况是不一样的，而且需要过一段时间再审。这样做是合法的。并且承认了将军们在战役中的贡献。而按照之前的做法不仅非法，而且可能导致将军们被无辜地处死。

欧吕普托莱摩斯还搬出了历史先例：公元前411年，阿利斯塔库斯不但参与了“四百人政府”，推翻民主政治，还在逃亡时利用奥伊诺伊要塞的驻军将领不清楚情况的机会，将其出卖给了底比斯人。尽管如此，阿利斯塔库斯被捕后仍获得了一次单独审判的机会。欧吕普托莱摩斯认为，既然这样的人都可以被单独审判，那么对打败了敌人的将军们，剥夺他们辩护的权利是不合适的。接着，欧吕普托莱摩斯详细说明了将军们如何区分责任，在战场上如何开会商讨：当时狄奥麦东主张打捞，埃拉斯尼戴斯则想要追击敌人，最后塔拉叙鲁斯提出，一部分人打捞，另一部分人追敌。欧吕普托莱摩斯还讲述了将军们的具体做法：每位将军抽出3条船，加上10条舰长船、10条萨摩斯的船以及3条副统帅的船，共47条船只负责打捞，其余的追击敌人。当时海上尚有12条船剩余，如果只审判将军，而不审判负责打捞者，是不合适的。或者可以认为风暴应当负责，之后再进行细审。对25条船上幸存人员的情况还有争议，但他们应当没有全部淹死。除了前面提到“抱着饭盆上岸”的人，将军埃拉斯尼戴斯也曾落水，但是最后被救起，所以应当有部分落水者幸存。欧吕普托莱摩斯指出，雅典本是胜利一方，但现在像个战败者似的进行追责，这不合适。他坚持建议按照坎诺努斯法，每人进行单独审判。他的发言显然赢得了相当数量的人支持，所以公民大会在他的建议与议事会的建议间摇摆。在第一次表决中，支持欧吕普托莱摩斯的建议者占多数，但是此时麦奈克莱斯出来干预，他指出表决不合法，并且发誓。这可能是由于欧吕普托莱摩斯的建议没有经过议事会，而是直接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在麦奈克莱斯反对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投票，卡利克塞努斯提出的动议被通过。最后公民大会对将军们进行了投票，结果主张定罪者居多，于是当时从雅典出发的8位将军均被定罪，而尚未逃亡者被处死，这是色诺芬的记载。但古代也有提到10位将军都被处死的传统，晏绍祥教授认为这是有问题的。这一说法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他可能也是道听途说，不像色诺芬记载的清楚，后者明确提到了无责者、病死者和逃亡者。根据色诺芬的说法，没过多久人民就后悔了，对“欺骗人民者”提告。这过了多少时间，不能明确得知，但是从色诺芬记述的情况推断，这应当是公元前404年。因为他随后就提到，这些人被羁押，即将受审时爆发了内战，又趁乱逃跑，而这场内战应当就是公元前404年-公元前403年“三十僭主”时期的事。当时雅典人提告了5个人，除卡利克塞努斯外，其余人不得而知，或许有其他在会上发言的人。公元前403年雅典恢复民主制度后进行大赦，卡利克塞努斯又回到雅典，不过最后没有人理睬他，于是他被饿死。这就是阿吉纽西审判大概的过程。

哈蒙德的《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书影

评价阿吉纽西审判

学界对阿吉纽西审判有很多的研究和讨论，并对其持批判态度。比如18-19世纪英国史学家，《希腊史》（The History of Greece）的作者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认为，那时的雅典完全可以赢得胜利，但那时雅典人民只想滥用权力，“犹如一个虚弱而善变的暴君，其唯一规则就是他的激情，尽管任何暴君都不会像他们那样无法无天”。我们今天所谓的“集体暴政”大约与米特福德的说法有关，他还提出，这是一场“有史以来最特殊、最无耻、最致命的派别攻击”，将所有罪过全部算在民主派的头上。格罗特（George Grote）本是为民主辩护者，但他对阿吉纽西审判也很无奈，在分析了这一事件后，他说：“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不公正和不法行为，给那些通过决议的人，以及全体雅典人，带来深深的耻辱。”晏绍祥教授认为其说法有一定问题。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权威，《伯罗奔尼撒战争新史》（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的作者卡根认为“这一事件与雅典对法律、公平和程序正义的尊重是如此南辕北辙，而这种尊重正是雅典民主政体的特征所在”。政治学家赫尔德（David Held）在其《民主的模式》一书中论及了雅典民主政治，并指出阿吉纽西审判体现了“全民公决的某些不稳定的基础，以及由于缺乏对于情绪性行为的某些制约的制度机制而具有的普遍的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可能性”。当代希腊史学者波麦罗伊（Sarah B. Pomeroy）和莫里斯（Ian Morris）等人基本上对这一事件也持否定态度。《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的作者哈蒙德（N. G. L. Hammond）在评价这一事件时说，被狂热的激情和假公济私的行为所蒙蔽和控制的雅典人民，把法律抛之脑后，战争的恐怖和失败的可能性已经败坏了雅典公民的正直品质，使他们变得冷酷无情了。只有苏格兰学者有麦克道维尔（Douglas Maurice MacDowell）在其《古典雅典的法律》（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中辩护说，“除了辩护人演讲的简短和集体判决以外，我们根本没有合适的理由认为，在这个案子所遵循的程序中，在法律上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晏绍祥教授认为，如果没有违法就做出如此糟糕的行为，反而更说明问题严重。

国内学者也关注了这一问题。佟德志教授就阿吉纽西审判强调，民主与法治常常相伴，但它们之间是有张力的。他还认为，民主的普遍建立没有消除民主与法治之间固有的矛盾，反而使民主与法治的紧张关系具备了更为重要的理论内涵。孙道天先生则指出阿吉纽西战役的胜利这件好事被雅典当时的当政者变成了不幸，他还认为雅典人“过分情绪化”。他特别强调，“在此危急存亡之时，重视死者甚过重视生者，亦属咄咄怪事”。晏绍祥教授认为这一说法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现代人说“危急存亡”，是因为已经知道雅典人最后战败了，但他们当时可能不这么认为，以至于斯巴达人来求和时他们觉得自己有“优势”而拒绝。形势中的人与我们事后的人认识可能存在差别。

研究审判是否合理应当首先分析在阿吉纽西战役中将军是否有责任。古代作家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对这次事件记载最多，他们都认为将军们没有任何责任，他们被处死纯粹是民主政治的问题。现代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很多讨论。格罗特认为将军们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必须搭救落水者，而不应只忙于追击敌人，将此责任委托给副手；而且既然斯巴达人能逃亡，雅典人能追击逃敌，那么说明风暴还不严重。总之，他认为虽然审判不合法，但将军有罪责。而卡根认为将军们没有责任，他们应当去追击敌人，因为当时敌人在米提莱奈仍有50条船，而且有近40条敌船逃亡了，如果他们进行联合仍有很大威胁，所以要消灭敌军，以求一劳永逸；此外科农当时仍被困在米提莱奈；还有风暴的因素应当也是存在的。卡根还提出，当时战斗激烈，海面上人员分散，不易打捞，因此将军们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晏绍祥教授认为，将军们是有责任的，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他指出，风暴应当确实发生过，而非时有时无的，因为在公民大会上，包括泰拉麦奈斯和将军们等在内许多人的发言都证明了其存在，古典文献在这一点的记载上是一致的。而决定继续打击敌人也是应当的，附近的50余条敌船仍是很危险的存在，但是在追击返回后将军们应当马上组织营救，这恰恰是将军们过失之所在，他们采取了最缓慢和拖延的方式：一开始，将军们开会商议是救人还是继续追击，并且产生了三种不同意见；之后，虽然塔拉叙鲁斯提出的折中意见被采纳，但并没有直接指定一批人实施救援，而是在每位将军麾下选出三条船进行救援，这需要时间通知和集中舰队；在救援队集结完成后，风暴发生，而且士兵们筋疲力尽不愿再出海救人。这一过程反映出权威人物的缺乏，将军们理应直接分工执行救援和追击的任务。将军们的决策致使救援过程被长期拖延，在雅典人击败敌人又返回开会组织救援的过程中，落水者可能已经被泡在水中数个小时，结果雅典水兵无故减员。当时有12条船在海面，其乘员至少有2000余人，而雅典公民的总数也只有两万余人。近十分之一的公民白白损失，雅典人完全有理由表示愤怒。而且在与斯巴达的后续战争中，雅典人难以再组织人力发展舰队。将军们自身还犯了错误，在第一次向雅典人通报时，他们没有提及已经指定泰拉麦奈斯等人负责营救。在回到雅典后将军们才提出这一说法，让雅典人认为他们在推卸责任。

议事会在阿吉纽西审判中的做法也有问题。议事会本有预审官员做出初步决定的责任，但在本案中，将军们回到雅典在议事会作证之后被监禁。之后，议事会批准了非法的决议，而正是这个决议剥夺了将军的申辩机会。议事会实行了集体判决而非每人单独审判。而且在决议产生后实行了公开投票，而非遇到重大事件理应进行的秘密投票。所以欧吕普托莱穆斯要求将卡利克塞努斯送交审判是没有问题的。此后，主席团也负有责任，他们明知提案非法，仍将其递交公民大会。而且除苏格拉底外，主席团没有人反对这一决议。

而泰拉麦奈斯在审判中也有责任。泰拉麦奈斯之父哈格农曾为伯里克利的同僚，很有地位，他自己从公元前413年之后也曾连续多次当选为将军。此人擅长演说，阿吉纽西审判之初，雅典人将怒气集中于泰拉麦奈斯身上，但在他的一番演说后，雅典人转而责怪将军们。这个人对民主政治缺乏好感，曾两次参与推翻民主的政变，他参加了公元前411年的政变，并且加入了后来的“三十僭主”。在公元前404年赴斯巴达谈判期间，泰拉麦奈斯以被吕山德拘禁为由故意在那里停留了三个多月，但色诺芬记载他并未被拘禁，而是泰拉麦奈斯希望雅典人在饱受饥饿之苦后接受他签订的任何和约。在阿吉纽西审中，此人也有很多问题：首先，他在将军们尚未归来时不敢承担责任，而是转嫁怒火；而且他在第一次公民大会上指控将军，以图为自己脱责；他还安排自己的支持者装扮成阵亡者的亲属，虽然西方学界对这一点有争议，但是晏绍祥教授认为雅典当时并非电脑完全“面对面”的熟人社会。泰拉麦奈斯让自己的支持者都前去公民大会，这些人与阵亡者的家属一起构成了参会者的多数。此外，他收买了卡利克塞努斯，后者提出了非法的提案，这一点被色诺芬明确提出。而后来在审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吕奇斯库斯、逃生的水手和麦奈克莱斯等人是否与其有关系，现不得而知，但色诺芬记载，雅典人在后悔之后又控告了包括卡利克塞努斯在内的五人，虽然无法确定具体有谁，但或许他们与泰拉麦奈斯有关。

晏绍祥教授还分析了审判中雅典人的表现。在第一次公民大会中，他们允许将军们发言，也允许其被保释，但当天并未进行表决。在阿帕图利亚节之后的公民大会上，议事会提出了一个非法动议，因而在欧吕普托莱穆斯第一次发言后，有人支持他的控告。但是这次“阻击”并未成功，被吕奇斯库斯破坏。之后主席团试图努力阻止提议，但在卡利克塞努斯恐吓下也未成功。后来欧吕普托莱穆斯再度演讲，并提出按照坎诺努斯法进行审判，公民们也选择了他的议案，但在麦奈克莱斯的干预下再次“阻击”失败。可以见得，在审判时虽然雅典人中有“发狂者”，但也有许多人保持清醒。虽然非法决议最后被通过，但民主政治在其中也曾设置多道障碍。而它们被突破与泰拉麦奈斯有直接关系：首先，他组织人员出席会议，让自己的支持者与遇难者的亲属占了多数；第二，他贿赂了卡利克塞努斯，要求其提出一次判决8名将军的非法动议；此外，正是由于他的支持，吕奇斯库斯才威胁将欧吕普托莱穆斯与将军一起审判，而卡利克塞努斯也对主席团提出了这样的威胁；在最后公民大会选择欧吕普托莱穆斯的建议后，麦奈克莱斯又从中作梗，虽然其与泰拉麦奈斯的关系尚未可知，但至少他受到了前面发生一系列事件的影响。综上，第二次公民大会很大程度上被泰拉麦奈斯操纵，导致将军们被处死。

在雅典民主制度中，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历次设计或主导政治变革的人都来自精英阶层。其中民主派发起的变革主要有三次——克里斯提尼改革、埃菲亚尔特改革与后来民主政治的恢复。在这三次行动中，精英们都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行事。而寡头派的行动并非都是如此：公元前411年政变中“四百人政权”的上台就是依靠恐怖和欺骗手段完成的；公元前404年的“三十僭主”政权也是在斯巴达的支持下依靠恐怖和暴力建立的。晏绍祥教授认为，在阿吉纽西审判中法治的失守主要也是出自以泰拉麦奈斯为首的精英阶层的操纵。如果对审判结果负责的话，首先应当是泰拉麦奈斯，将军们只有次要责任。那一天公民大会对泰拉麦奈斯的顺从，或多或少说明了这一问题。因为欧吕普托莱穆斯的精彩发言并未获得许多支持，而在卡利克塞努斯之流发言后却得到不少欢呼。

晏绍祥教授认为，阿吉纽西审判之所以出现，有其特殊的背景：首先，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进行了二十余年，雅典公民死伤惨重，而没有打捞水手又造成了公民的无辜伤亡，需要进行追责；第二，泰拉麦奈斯动用了非法手段，利用了阵亡者亲属的愤怒，突破了民主政治设置的壁垒；此外，民主政治本身也确实存在问题，这种制度有时过于宽容，比如泰拉麦奈斯在公元前411年的政变之后并未被清算，而是凭借他的影响力继续担任领导，结果继续作恶；最后，长期的战争造成了雅典制度某些方面的紧张和变形，导致控制精英的藩篱有些地方失灵。所以很难说这场审判是“暴民政治”的结果，而恰恰是精英阶层利用民主政治的宽容造成的。之所以这次审判和苏格拉底之死一样臭名昭著，是因为民主政治犯错误的情况比较稀少，而容易被记住。如果专制统治者或寡头犯错，大家反而认为理所应当。这反映出了大家对民主政治的期待，但应当承认，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犯错，只是错误多少和严重程度的差别。

雅克-路易·大卫绘制的《苏格拉底之死》

讲座过后，晏绍祥教授解答了一些听众的提问。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其中部分问题整理刊发：电脑

Q：雅典民主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A：这取决于站在什么立场评价。我从来不认为民主政治是完美的制度。郭小凌教授曾说，民主政治可能并非最好的，但它是最不坏的。在古代情况也是如此，民主政治能动员雅典的大多数人，这是其最大优势。但雅典民主也是一种“城邦民主”，城邦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很难控制精英阶层。所以如果少数精英阶级联合起来，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正如阿吉纽西审判中泰拉麦奈斯等人所做的那样，一般的民主制度很难阻击。但这不仅仅是民主制度的问题，其他制度中也是如此。在雅典公元前411年发生政变，其真正参与者虽然不多，但就是这些人联合起来，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将民主派的领袖和其他意见不同者暗杀后，其他人也就不敢再采取行动了。当然，他们也寻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只有废除民主政治，我们才能得到波斯的支持，只有得到波斯的支持，才能打赢同斯巴达的战争。”但当时他们已经得知波斯不可能提供支持了，还要拿出来说事，这就是一种欺骗。包括民主政治在内希腊城邦的政体往往无力对付少数豪族的强势力量。我认为民主政治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近两百年间有过几次变革，民主制的变革基本在法律框架内实行，虽然有问题，引起了动荡，但是最后都实现了和解，而寡头派只有两次成功。雅典民主有一定的控制手段，比如早期的陶片放逐法和后来的“在职审查”，不合格者随时可能面临整治，被送上法庭，离职时也要接受审查。这些手段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由于对泰拉麦奈斯、亚西比德等某些精英人物的依赖，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说雅典民主制有其问题的话，这是由于城邦自身的力量太小，资源不够，不容易控制世家大族的势力，不能很有效地维护民主制的稳定，导致问题的出现。

Q：如何看待“将军之死是人性的缺点而非民主政治的缺点”这一说法？

A：我认为两方面因素都有。比如议事会主席团没能阻击非法决议的提交，可能与人性的弱点有关，他们绝大多数在卡利克塞努斯威胁之后便不敢作声，苏格拉底虽然坚持，但应该也有所妥协。此外，在公民大会最后给将军定罪投票时，人性问题可能起了作用，至少阵亡者的亲属和泰拉麦奈斯的支持者是如此。但能让人性起作用，是因为民主政治提供了空间。我觉得人性固然有其问题，但民主政治恐怕也不是完全无责。即使当时出席者全部是泰拉麦奈斯的支持者，也要思考为什么没有组织到其他电脑的公民。当然，这个责任的比例多少，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寡头政治中不需要人性起作用，导致军队损失者可能会被直接处死，因此阿吉纽西审判是只有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才会出现的情况。

Q：陶片投票是不是有难度？

A：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现在发现的不是半个陶瓶，只要捡一块陶片就可以在上面刻字。虽然有大有小，但现在发现的都是陶片。因为当时陶器在雅典非常流行，所以找这种陶片还是很容易的，不过应该不至于带半个陶瓶。当然有的人也可能会带比较多的陶片。

Q：雅典一直认为自己的民主制度是最值得骄傲的，在雅典与斯巴达对立的几十年间，是否对斯巴达宣传过自己民主制度的优势？

A：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雅典人对民主制度有过宣传，比如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据修昔底德记载，雅典人每年都要举行葬礼演说，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赞美民主政治。雅典被刻画为“自由的卫士”，它“帮助所有的希腊国家”，“为了自由四处征战”。至于斯巴达人是否知道这一情况就不得而知了。我认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当时有相互交流，至少斯巴达的精英阶层是了解雅典民主制度和宣传手段的，只是由于斯巴达人没有留下什么文献，所以现在很难回答他们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对民主制度又是何种态度。